我发表的200余万字文学作品中，只有两篇故事，这是第二篇。首篇故事发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《陕西日报》，发表时故事前冠有“革命”二字。如果那也叫故事的话，到这篇故事和大家见面，间隔了三十多年！如果不是去年下半年警务之余，为同事孩子手中的一期《故事会》惹得技痒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写了一篇习作，投到《故事会》，我想这辈子可能会和故事创作彻底无缘。即使是这样，也经历了一个全力拼搏和提高认识的过程。
    说实话，打有了“重出江湖”的想法后，我对如今故事创作的难度和《故事会》对稿件质量的严格要求，明显估计不足。总认为自己弄文学这么多年，在不少有影响的纯文学报刊上发过许多中短篇小说、散文等，还有小小说被收入大学教材并做过研究生入学试题，故事嘛无非属民间文学范畴，充其量与小说是个近亲，写来还不是小菜一碟？可真正写起来，才知道自己碰到了一个特别难拾翻的文学品种！碰到了一个特别视作品质量为生命的刊物！好在，我这人还听得进不同意见，也不怕吃苦，加上编辑特耐烦，甘当无名英雄，这才在我们的协同作战中，一篇一篇、一点一点改变了我小说、散文式的惯有文笔和思维，这才有了这篇故事的发表。
    至于写这篇故事的最初动机和过程，我不想多说。因为，正亮的生存状态和感觉，我身历过，李区长和袁局长的生存状态和感觉，我也身历过。对比反差之下，我最清楚正亮们的精神世界里和生存条件上，需要的是什么。而作为昨日与正亮同样命运的李区长们，在进城掌握了一定权力后，更应该清楚他们该为正亮这些弱势群体们做些什么，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去做。凡是人，无论城乡，无论贵贱，都应该有一个生存的空间，人格上更应该相互尊重。城市，不光是城里人的。这样的社会才叫得上公正、公平和和谐。不是吗？至于故事是否达到了作者本意，达到的程度如何，只有读者才最有发言权，作者说多了是没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