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我一直挺羡慕有的作家的简介可以这么写，某某某，写小说，从来没有得过奖。
    ——周洁茹
    九龙公园游泳池下面
    文/周洁茹
    ……
    九龙公园我来得也不多，最多一次二次三次，但是我还是熟门熟路地找到了游泳池，我在游泳池外面的铁丝网旁边站了一会儿，上面贴着禁止拍摄。
    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块牌子，我在想为什么禁止拍摄。整个九龙公园只有这个游泳池不可以拍？因为那首我的小飞机场的歌吗。
    我喜欢九龙公园游泳池
    那个戏水池有个瀑布位置
    瀑布下站着能忘记烦恼事
    每个星期我都会去一次
    或者全香港的游泳池都不可以拍？不仅仅是九龙公园的游泳池？我这么想来想去，头都想痛了。
    我把位置发给了珍妮花，她说她已到尖沙咀站。
    我离开了游泳池，来到百鸟苑，一圈座椅，我坐了下来，打开小熊饼干。
    难得来一次尖沙咀，我必须买一盒小熊饼干。如果全淘宝都在抢这种饼干，那么只要我来到尖沙咀，我必须也去抢一盒。
    从来不喝咖啡的我，吃了一块咖啡花，又吃了一块，直到膝盖上落满了饼干碎。
    饼干凝固在整个口腔，如果我再掏出一个保温杯，那么我可真的像一个游客了。可是我并没有保温杯，我也没有黑枸杞。
    我每天上班都坐一辆固定的特快巴士，一个固定的位置，但是一个月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个女的坐在我的旁边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她的脸。但是我一直留意她的动静。
    坐好后从包里掏出一个挂钩，挂在横杠的正中间，把包包挂上去，伸手，关冷气，整理衣服的下摆，系上安全带，掏出一个纸袋，看了十五秒，开始吃，一口，一口，咀嚼，无数咀嚼，一个面包吃半个钟头，最后，掏出保温瓶，喝了一口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
    反正我是快发疯了，如果旁边坐的是她。我再也不计较另一个用香水逼疯过我的同座了，香水姐姐有时候赶得上我的这班车，有时候赶不上，要是赶上她就会坐在我的旁边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就会因为她的香水发疯，或者我也可以中途下车，我试过一次，然后迟到了，扣了二十三块钱。如果香水和榴莲都被判定是对其他人类的侵犯就好了，立法，必须立法。
    我每天落座以后就祷告她赶不上，她也赶不上，她们都赶不上。那我的身边就得出现一个宅男，背一个巨大的双肩包，包上挂一个美少女人偶，他倒是会在十五秒内吃完他的早餐，但是叉烧包的气味会弥漫整个车厢，而且他的二次元美少女不停地撞到我，不停地撞到我。
    我为什么要去上班呢。
    这么想着，我就又吃了一块咖啡花。
    珍妮花还没到，这十五分钟，我都可以在海防道走三个来回了。
    对面笼子里面的鸟爪子钩住网格，爬来爬去，为什么不飞来飞去呢？因为在笼子里面啊。要是没有笼子，它们就飞走了。
    我盖上了小熊饼干的盖子，站了起来，下台阶，那儿有个麦当奴甜品站，就是再过十年，它仍然会在那里，我就是这么相信的。
    我在巧克力甜筒和阿华田甜筒之间犹豫了三秒，就好像我也时常因为柠蜜还是菜蜜犹豫一样，最后我选择了阿华田，麦当奴巧克力天天有，麦当奴阿华田可不是天天有的，我也有意在阿华田这一个方面也溶入了香港。餐蛋面反蛋华田唔该这一句，我已经说得张口就来，完全不需要经过大脑。
    珍妮花还是没有出现，我呆呆望住远处的池塘，没有白天鹅也没有黑天鹅，只有一只脖子是黑色身体是白色的鹅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天鹅，我看了一会儿他，只有一个它，也没有其他的它。我就再往前走了一段，我就看到了火烈鸟，一群火烈鸟。
    我第一次看到火烈鸟还是在美国，旧金山的动物园，弗朗明哥，听起来非常墨西哥，非常跳舞，非常热烈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旁边的人告诉我弗朗明哥可烈了，要是拔他一根羽毛，拔下来的瞬间，羽毛就是白色的了，不再是你想要的红色。我说我干嘛要拔他的羽毛。
    住在美国的第一年，我还有去动物园的热烈，住到第十年，我已经哪儿都不去了。
    住在香港的第十年我会怎么样？我可真是有点猜不到，我还没有去过何文田，我也没有去过油街，《九龙公园游泳池》这首歌，我倒是听了超过一百遍。
    旁边有个声音问我，为什么有的是红色的？有的是白色的？普通话。
    一个小小的小女孩，穿着裙子，抱着一只兔子，仰着头看住我，确实是问我。我环顾了一下周围，一个母亲坐在后面的长椅，打电话，看起来像是打了很久，而且还会继续打下去。
    刚出生的都是红色的，老了就变白了。我是这么答的，越老越白。
    可是这个小孩为什么要问我呢？这儿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。难道她看得出来我也会说普通话？小孩什么都看得出来。
    珍妮花的微信来了，我到瀑布这儿了，你在哪儿呢。
    （想阅读全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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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周洁茹，作家，编辑。出生于江苏常州，现居香港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岛上蔷薇》《小妖的网》，小说集《我们干点什么吧》《你疼吗》等。
    周洁茹的自问自答
    问
    谈一谈第一次发表作品吧，好像你从来没讲过。第一本书呢？还有，你得过奖吗？
    1991年，中三，在广州《少男少女》杂志发表了诗歌《雾》，但我后来再也没有写过诗，所以没什么好讲的。两年以后我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《独居生活》，又过了两年我才开始写中篇小说。2018年9月我去香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女士的追思会时才知道，黄庆云女士是《新儿童》的创办人，也是《少男少女》的创刊人，感恩黄庆云女士创办这份杂志，感恩奇妙命运，使我走上文学的道路。
    我的第一本书是小说集《我们干点什么吧》，新新人类丛书，1999年。封面是紫色的。我一开始不喜欢我的封面，觉得其他三个人的都比我好看，后来我觉悟了，封面又不重要。
    1996年，《萌芽》杂志的新人奖小说奖，给了我的中篇小说《文雅》。2016年，《莽原》杂志也给了我的短篇小说《抱抱》那一年的刊物奖。20岁萌芽奖，40岁莽原奖，听起来还蛮好笑的。其实我一直挺羡慕有的作家的简介可以这么写，某某某，写小说，从来没有得过奖。
    问
    你认为你的代表作是哪一篇？最重要的一年呢？百度资料显示，你的20岁到22岁三年之间，写了一百万字……
    有一阵子我也以为是《我们干点什么吧》（《人民文学》1997年1期），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二十岁就限定了代表作品，不是自绝于写作界吗？我目前的回答是这样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的代表作品就有无数的可能性。
    我改不了我自己的百度资料，20岁到22岁，明明是两年，数学都不好是吧。一百万字倒是准确的，中短篇小说，小小说，随笔散文，什么都写。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坐班的机关公务员，可以这么说，写作与生活的冲突，到达了一个极限。
    最重要的一年，写作方面是2000年，我的24岁。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出版第一个长篇小说《小妖的网》，辞去公职，离开中国，中止写作。生活方面，是2003年，我的第一个小孩出生了。
    问
    你的告别之作是哪一篇？复出写作的这三年可以谈一谈吗？
    告别要仪式吗？只是一个不需要回头的离开。只能这么说，我最后一次发表是没有写完的小说《我们》，发表在《香港文学》2000年第12期，再次出现已经是2008年第10期，创作谈《过去了的》。我在那一年年底搬到了香港。
    复出也没什么好谈的，因为我现在做编辑，暂时又停了笔，已经停了一年多了。如果要谈的话，就是数量上吧。2015－2018年出了十本书，一本重版，两本港版。神奇的2017年，与我的1998年极为相似，我在这两个年份都是发表了18个中短篇小说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。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排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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